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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反腐:两个库一撞,疑点就出来了

发布时间:2019-06-22 16:28:25 所属栏目:模式 来源:南方周末
导读:副标题#e# 信仰是不是淡化了,思想是不是放松了,情趣是不是低级了,工作是不是松懈了,都能通过大数据找到蛛丝马迹。2019年5月27日,刚回到北京的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方金云博士,这样介绍他研发的系统。 过去五年,方金云一直低调地致力于一件事与地

刘长春介绍,平台对全县四万多名党员和近1万名监察对象的基础信息进行了全方位收集,解决了日常监督像“大海捞针、盲人摸象”的尴尬局面,自2017年运行至今,平台通过数据碰撞对比,发现各类疑似问题线索9100条,涉及资金近2000万元,澧县纪委已责成相关单位清理核实各类违规问题3720条,立案查处334人,收缴违纪资金810万元,澄清不实线索932条。

“从程序设计和运算规则设置来看,只要相关录入数据真实、完整、及时,准确率是100%,不会出现误报的问题。”刘长春说,在处理数据的过程中,他们反倒发现一些部门存在行政审批程序倒置、信息登记管理不规范、村(居)集体组织上报数据不及时(如去世人员信息)、闭门造车数据不真实等问题,于是专门开发了数据校验功能,对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分析预警。

3. 阻力

难在打破数据壁垒

推广大数据反腐的过程中,公职人员最担心会泄露个人信息。

“当时要我们填很多信息,包括父母的、兄弟姐妹的,大家有些疑虑。”怀化市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一位处级干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县领导那时不断做工作,保证数据采集后是在一个封闭系统内运行,不对外公开,公务员们才安下心来。

2016年任湖南某县纪委书记的吴冬(化名)接到任务后,带头登记个人信息,“如果领导干部都不带头,其他人更担心”。

吴冬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当时提出,要对负责信息采集和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保密教育,“把这个放在第一步,谁泄露谁负责,他们都签了保密责任书”。

比起采集公职人员个人信息,更难的是要求不同政府部门共享数据,第一个吃螃蟹的麻阳县就遇到过数据壁垒。

“车管是一套系统,保密、不联外网,税务又是一套系统,工商、房产都是单独一套系统。”李明表示,对于大数据反腐,公务员的工作好做,老百姓也欢迎,最难的其实是说服政府部门开放数据。

“他们说,数据本来是在内网封闭存储的,现在如果给你们(纪委),以后泄露算谁的呢?”李明说,不愿开放数据的政府部门一方面害怕追责,另一方面也有特权思想,觉得交出数据就是交出权力。

麻阳县纪委只好把各部门召集在一起开会,统一思想,说搞大数据反腐“让百姓明白,让干部清白”,对维护基层公职人员的形象有好处,而且纪委只是使用信息,并不负责信息登记和审批,没有影响职能部门的任何权力。

得到麻阳县委明确支持后,纪委“先礼后兵”,对经多次督促仍不愿开放数据的部门提出“不换思想就换人”。

“大数据反腐,需要各个部门基础数据库的支撑与配合。”刘长春称,据统计,全国各级政府部门掌握着三千多个数据库、80%的社会信息数据,但是相互连通的数据库不到30%,“一部分职能部门打着‘保密’的幌子推脱,实质上是不愿‘晒’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

“杜家毫书记批示以后,(大数据反腐)推行起来就更有依据了,基本打破了数据壁垒。”李明称,目前怀化13个区县已全部建立大数据反腐平台,数据全部导入市一级“互联网+监督”云计算中心。

4. 升级

瞄向“唐僧肉”

不仅是湖南,贵州、江西等省份一些县(区、市)也进行了大数据反腐的探索,焦点集中在民生资金领域。

2017年12月,沈阳纪监委找到方金云的团队,提出一个特别的需求:除了民生资金,他们还希望围绕政府投资项目进行大数据监督,焦点在招投标和政府采购。

这与方金云的想法不谋而合。方金云做过一个分析,国库资金扣除“三公”消费、工资福利支出等项目后,剩余部分约10%作为民生资金拨付给老百姓,约90%是用于工程建设。“(政府投资项目)这一块才是大头,腐败高发,很多人想吃‘唐僧肉’。”

之前在为湖南宁乡打造大数据反腐平台时,方金云的团队也设计了围绕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督系统。方金云原本对招投标一窍不通,也就无法有针对性地设计算法。于是,研究团队和负责招标的基层公务员开会,请教建筑公司的老板们,终于获知其中窍门。

例如,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寻找多次一起出现,甚至局域网地址都一致的招标单位和投标人,因为如果几家公司总是一起竞标,且总是其中一家中标,就有围标的可能。

但因为相关招投标数据归属于长沙市,其下辖的宁乡市纪委无法获取,所以这套系统在宁乡仅发挥了部分功能,缺失了招投标模块。

与沈阳市纪监委合作后,系统的政府投资项目监督功能得以补齐。“2016年以后的招投标数据我们全要过滤一遍。”方金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在沈阳市纪监委的安排下,方金云团队的技术人员还与七八名被留置的官员做了访谈。据《新京报》报道,沈阳市纪监委的一名领导称之为“捉贼要向贼学习”。

一名被留置官员事无巨细地总结了招投标过程中的猫腻,包括监理公司替投标公司制作标书、评标专家分数作假等。技术人员将这些问题融入大数据反腐系统,通过对数百家公司、上万个标段的分析,找到了52家公司、69个标段的问题。

2018年末,沈阳市纪监委与中科院计算所联合建设的大数据监督技术实验室建成。2019年初,沈阳市纪监委开始向各政府部门讲解大数据反腐监督项目,截至目前听众超过3300人,其中不少是处级以上官员。

5. 未来

能否大面积推广?

2019年1月,“电子政务大数据关键技术及纪检监察应用”由中科院提名,申报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项目首席科学家正是方金云。

公示材料显示,该项目已在纪委反腐工作中全面应用三年以上,支撑了包括怀化、宁乡、沈阳、修水在内的30个不同类型县(区、市)的纪委业务系统信息化,实现了对所有国库支付资金、民生资金、扶贫资金、政府投资项目、小金库、加油卡等涉及民生领域的全覆盖,共发现问题线索三十一万余条,涉及金额八亿多,涉及人员五千多人,发现政策漏洞311处,制定政策文件298件。

方金云说,这些年他一直战战兢兢,“我们一直是在探索,没有谁说它百分百是对的,也没有谁说它百分百错”。

但方金云坚信自己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数据就是权力的载体,各个部门的数据实际上就记录着它们权力运行的轨迹,(大数据反腐的)理论基础就在这儿。”方金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当今信息量‘爆棚’的时代,庞大的数据信息靠人工分析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现实的。”刘长春相信,大数据反腐目前只能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刚刚起步,但在未来会成为一种趋势。

也有地方纪委人士担心,大数据反腐技术若要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将会遭遇强烈反弹,“毕竟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

(编辑:拼字网 - 核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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